离开南京很久了，今年有机会回来半年，正好赶上今年的1213，南京大屠杀80周年公祭日。每年的这一天上午10点，南京市上空都会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响起来的时候，大街上的行人，马路上的车辆，都会主动停下来，鸣笛呼应着防空警报，以示祭奠。
今日南京上午10:01公祭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同胞
我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从小就在这样的教育熏陶下长大。上课上到一半，10点整的警报响起时，全校起立默哀。那是第一次我对这段历史有认知，那年我6岁。
家里对1937年这段历史有话语权的两位老人分别在2015年和2016年去世了。
其实家里真正会细说到1937年究竟发生了哪些事的人并没有，无论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还是父母，我们更多的只是在谈论这段历史时会说到一些类似感想的东西，我们甚至不经常谈论到这个话题。
爷爷是个军人，虽然他不是南京人，但是很早就跟随部队来到了南京，这一来便是一辈子。
1937年的时候爷爷10岁。听奶奶说，爷爷是孤儿没见过父母，爷爷的父母就是被日本人杀害的。
爷爷内向，话不多，战场上死人堆里爬出来过，在我的印象里，他并不怎么爱多聊以前的事情，我也从来没有问过他关于他经历的那个年代的故事，印象最深刻的也就是他操着一口大连音说的那句“穷JB闹！小日本鬼子！” 。爷爷祖籍是大。
长大出国后每当和朋友们提到我是南京来的，爷爷是军人，友人们都会好奇的问我，你们军区大院儿是不是常常有很多小伙伴围坐在爷爷面前听他讲述打日本人的故事。我说其实并没有，我爷爷不太爱说那些。大伯曾经尝试给爷爷拍录像，希望能让爷爷打开话匣子，说一说他这辈子，但爷爷也只是坐在那儿，好像在想些什么，说了几句又沉默了。爷爷也并不会常常去纪念馆。可能很多真正战场经历过生死的人，反而不太愿意去回忆、去不断谈论。家里唯独爷爷喜欢看军事参考，中央7频道，听歌唱中国的歌，一辈子的不变，直到去世前都是这样。
爷爷2016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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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是老南京，年轻时候是报社的记者，后来被派去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掌管1912-1949民国时期的历史档案资料，也就是原来的南京史料管理处，简称为二史馆，在南京的中山东路上。
1937年的时候外公8岁。
外公骨子里是个满腔热血的正直青年，换到现在这个年代应该算是我们口中的文艺奋青。平时很安静，每当谈到历史，日本人，就会变得非常激动，然后操着一口浓重的老南京腔说道：
“什么时候能让日本人给我们认错，他们当年犯下的罪行，残忍啊，真的是残忍啊哎。”
“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不晓得你们这辈子能不能看到，我估计也不太可能，日本人那么坏。”
那种连说好几遍“残忍”的恨，和无法改变日本人不承认历史的“无奈”。
外公家里有很多关于历史的书籍，也特别关注历史题材的影视资料，包括近几年拍摄的电影《拉贝日记》，《NANKING》，《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他都在默默的关注。偶尔也会半批判半惋惜的说这些电影都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根本没法还原真实的。
外公2015年去世。
今日南京上午10:01公祭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同胞
97年我父亲接到了翻译《拉贝日记》的工作。《拉贝日记》，《东史郎日记》，《魏特琳日记》分别是由三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历史经历者记录了在1938-1940年间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和同年出版的张纯如撰写的《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让更多世人开始对南京大屠杀有了更深的认知。
“又是一年公祭日。距离翻译第一版《拉贝日记》已经过去了20年。在这20年中，每当看见研究南京大屠杀以这个版本的《拉贝日记》作为史料依据，就深感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今年，再次承担全版6卷8本的《拉贝日记》的主译和主译审的工作，深感责任重大。以此作为我的翻译封笔，也算是不辱使命。在此给自己立下一个小目标：退休之后，写一部全版《拉贝日记》人名、地名、机构名考证。”
作为《拉贝日记》的主要翻译者，这段历史我的父亲不曾亲身经历过，但有幸为铭记历史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在我发出今天这篇文章前给我发来这样一段话。
后来也会遇到很多外地的外国的友人问我，“你们南京人是不是特别恨日本人？”，我其实并没有，我身边的很多南京人也没有。但不代表我们遗忘了人类历史上这一大浩劫。它就像一根扎在南京人乃至全中国人心里的一根刺然后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伤疤。我们并不是想把这段历史的仇恨渗透到未来一点一滴的生活中，我们只是不选择遗忘它。这让我想到前段时间上映的一部讲述慰安妇的纪录片《二十二》，这些老人要的只不过是一句道歉，在他们有生之年，而日本人在等他们死去。
是的，这篇文章并没有具体深钻讲述南京大屠杀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是作为一个南京人，说一说从我记事起的南京人的1213，可能和你们想的不太一样，很平凡，也很沉重。
最后，用拉贝先生的话结尾：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却。
